北地义勇军所掌握的银元已经相当于百亿美元啊，在这个时代算是个不小的数字了。这还是按照美元兑银元一比三粗略计算，实际上现在已经在一比二点五以上了，银元价位的上升，北地防区的资产还会继续膨胀。

这其中还没有算上封天的个人资产，封天也不可能对外公布自己的资产，估计其资产数目比北地义勇军还要多得多，相当庞大。

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啊？

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封天所掌握的项目都是吸金器，丝袜产品以及服装系列从西方世界疯狂地吸取财富，再加上国内的武器销售，尤其是威廉为德国军队装备的新式武器，其规模相当庞大。

庞大的资产让封天底气十足，为下一步迎战银元风暴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华妹，通知特别行动组，加大推动内地银元价位的力度，务必在年底前使得银元再上升百分之三十的价位。”

“是，司令，将银元提高百分之三十的价位。”

拉高国内白银和银元的价格，说明封天的计划已经进行到第二步，他要截断西方投资客的黑手。

至少，年底前国内的银价要与国际市场的价格相同，甚至不排除还要高一些。

没有价差，西方投资家就不会从中国收购银元倒卖到国际市场。

这个时期，大多数投资家还没有展开行动，就算现在想下手，恐怕也有点晚了。

明清以来，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清末更是从法律上确定采用银本位制，市面上银两、银元并用。

从世界范围看，金贵银贱是长期趋势，正常年份金银比价约为15∶1（白银15盎司兑黄金1盎司，1金盎司约重31.1克）上下。

金银比价的短期波动，会导致国际银价高低起伏，这对以白银作为实际流通货币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现在的中国是债务国，1929年时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就高达1亿3千万两，若银价跌落30%，则政府财政负担相应增加30%。

当年老蒋为了获得西方势力的支持，承揽了所有军阀时期的债务，到一九三三年，清偿债务本息达两亿四千九百余万银元。

截止至一九三四年六月，已经承认并归入整理的债务达到十亿五千六百万银元。

当然，债务永远还不完的，蒋家一边继续借债，一面用国家利益偿还，直到一九四九年共达三十多亿银元。

这些债务加上利息，相信中国人民别想翻身了。

还记得一篇文章吗？

别了，司徒雷登，当南景失守的时候，司徒雷登并没有走，他在等，或许新政府也像蒋委员长一样傻，承担过去的所有债务，可惜，新政权不鸟他，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所以，司徒雷登走了。

之后，西方世界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封锁。

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国际金价每两由可兑白银442两，到可兑白银622两，急涨了足足四成，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持有白银的华商经营进出口货物到期结汇时支出大增，贸易风险自然加重。

但1929至1932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世界银价总体低位运行，却意外地帮助中国躲过萧条，反而迎来一次“特殊的繁荣”。

而白银的贬值，造成了中国物品价格低廉，无形中增加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并没有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出口。

由于金贵银贱进一步加剧，在中国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与在发达国家作为商品的白银之间，形成明显的投机差价，即白银在中国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高于海外市场，更加值钱。

同时，受传统中国的外贸体制及管理水平所限，大多数进出口商品价格，并不能及时与国际银价跌幅“挂钩”。结果，导致大量白银受到利好吸引流入了中国。

以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为例，1929年上海中外银行库存白银约为26800万元，1933年约为50800万元，增加近九成，说明这段时期是白银的净流入阶段。

其中1931年至1932年底，上海各外资银行库存白银从8688万元增加到18505万元，足足多了9800万元以上。

这笔多出来的存银，在当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933年度，中国海关关税总收入约33952万元；1934年度，国民政府国库总收入约122635万元。前后两相比较，便可知一二。

黄金购买力持续上升，白银购买力相应下降，令实行金本位制的西欧各国面临本币升值、通货紧缩、出口停滞的困境。他们也坐不住了。

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造成惨重打击，如1932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及农业总收入，均只相当于1929年的一半上下。

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东方国家，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十分很有限，在危机之初，所受冲击反而要比西方国家小得多。

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即指出：“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1929年，而是1931~1932年的冬春之交。直到那时中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能独善其身，与当时西方列强货币制度多采用金本位制（如英、法、德、意等国），或金银复本位制（如美国），而中国国内实行银本位制亦有很大关系。

1933年7月，各国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达成《白银协定》，规定美国等产银国应收购本国所产白银1.4亿盎司（折合约4350余吨），不得将余额出售国外，中国则不得将银币熔铸成白银出售，以保持国际上银的购买力，共同维持银价稳定。

但仍实行金银复本位制的美国，却比人们预期的走得更远。

历史上，美国一方面出于刺激自身出口的利益考虑，实施《金法案》（1934年2月），减少美元含金量，让美元大幅贬值近六成，变通货紧缩为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为了照顾国内代表南方银矿主利益的“白银集团”的要求，又通过《购银法案》（1934年6月），提高白银收购价，在国内国外同时大量买入白银。

新晋第一工业强国出手豪购，世界白银市道应声反弹，纽约银价从1932年底每盎司25美分涨到1935年初的55美分，当年4月更达到81美分的高点，足足上涨了两倍半以上。

而从1934年8月到1935年6月，一共有多达4.37亿盎司（折合约13590吨）白银收归美国国库。

国际银价上涨，中国自然首当其冲大受影响。

到了1935年，白银在国外的购买力已高出在中国国内购买力近2/3。

据估算，此时从上海运银到伦敦或纽约出售，按汇率折算再扣除成本，至少可得50%的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