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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接受文远方的拜托后没几天，李凡特地抽了一个休息日，和刘月兰一道专程去了一趟同心阁，以力劝说诸玉良不要离婚。他们劝她：应从方方面面考虑，千万不要轻易地离婚；婚姻对女人来说毕竟是件终身大事，因为一个女人能找到一个自己看得起又爱自己的男人绝非易事。

诸玉良听他们说出了“轻易”二字，情绪便有些激动地说道：“李大哥、月兰姐！你们是我在暨阳的亲人。这九年来，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夫妻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前三年，我和文远方过得是正常的小两口日子，即使是分居，也是正常的分居，总归也有团聚时的甜蜜。

但怀了婧婧后，哦呦！一夜之间全变了。我现在也不是真的不爱他了，我只是不想再过这种一会儿上天一会儿落地的日子。你们看我这个家何曾像个家的样子？一家总共三口，多年来一直分居三地。

我现在才不在乎他当不当商业局一把手呢！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保不定什么时候又摔在地上，又被人踩到脚底下去了。人生苦短，我觉得自己和婧婧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他要折腾就一个人去折腾吧，我和女儿跟他解绑就是了！所以，这个婚我并不是轻易离的，我只是想过一种平静安宁的日子罢了。”

诸玉良当然没对李凡夫妇说那张承诺书是她要求离婚的一根导火索，而且她今后永远也不会跟第四个人提起这件事。不管和文远方离婚与否，她都希望自己女儿的父亲能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

李凡仍以邻家大哥哥的宽厚口吻劝说道：“我们都是凡人，没有先见之明。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话，那我们一定不会再去做了。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谈政治，不谈立场，就光论人品吧。我觉得文远方同志的人品还是光明磊落的，是过硬的，毕竟他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历练过。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在生活作风、经济上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是否选择一个人做配偶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品’二字上去的。”

诸玉良说道：“大哥！我从来没认为文远方人品不好，我只是觉得我和他不是同道中人，价值观不一样，导致诉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而且对人品好不好的判断每个人也是有差别的，立场不同，判断的标准也不同。我只知道父母从小教育我们：是否善良是判断一个人品质好坏的最基本标准。

举例来说吧！我们几个人现在都生活在越国古都暨阳，咱们也来一个以史为鉴吧！越王勾践在暨阳人民心目中肯定是位英雄，我所接触到的暨阳人都以自己是勾践之后而自豪。但在吴国后人江苏人民的心目中，勾践是一位坏得不能再坏的奸雄。

勾践为了雪一己之耻，不惜牺牲越国民女西施、郑旦做糖衣炮弹，利用‘美人计’去迷惑吴王夫差，致使夫差沉迷于对西施的情爱而荒废朝政，并逼得敢于进谏的伍子胥自杀，其伎俩卑鄙至极。

为了削弱吴国的财力，勾践辜负夫差的信任，把进贡吴国的稻粒种子全部蒸熟，致使吴国人民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其用心恶毒至极。

等所谓的复国大计完成后，勾践为防所谓的‘篡逆’，对为复兴越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文武大臣进行‘狡兔死，走狗烹’式的剪除，其忘恩负义至极。

要我说，文种被逼自刎，范蠡被逼逃亡，都是他们助纣为虐的果报，都是咎由自取，没什么值得同情的。当然，我这么想也是不够善良的表现。不好意思！我有点扯远了。

当初，我爱慕文远方的一个很大因素，也是他表示很不齿于越王勾践的这些做法，而且他特别同情像西施、郑旦、越王后雅鱼等不幸女性，认为她们无论多么出色，都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所以，文远方痛恨男女不平等的旧社会、旧秩序、旧道德；他认为造成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不幸福的根源是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和制度。

说实在，文远方的思想当初真的很打动我，我觉得自己要嫁的就是这样一位有慈悲心肠并且才华横溢的伟丈夫。然而到后来，我发现他在现实中并没有努力去践行他所崇尚的那套价值体系，而且他对自己所认识的女性受到侮辱和欺凌的待遇，缺少了一个伟丈夫必备的同情心和担当心。

在自然界，雄心动物尚且懂得保护雌性动物；为何人类反而丧失了这一本能？如果我们追求的男女平权，只是体现在男女平等地享有受罪的权利，那么这种男女平等我宁可不要了。

我知道自己扯远了。总之一句话，和文远方在一起生活的痛苦感大于幸福感；这样的日子既然是遥遥无期的，我为何不早点解脱痛苦呢？”

李凡、刘月兰夫妇一直静静地听着诸玉良的“演讲”，深深地为她的逻辑思辨而折服。他们万没料到面前的这位绝代佳人竟有如此深邃而丰富的思想境界，原来真是小看她了！

诸玉良的离婚决心背后既然有如此强大的理论体系在支撑，那么按平常的劝和之语显然是不可能说服她改变初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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